衡水金卷2021至2022学年度高三一轮复习摸底检测卷语文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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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()中,王夫之把人性分为”先天之性”和”后天之性”

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，言行举止无不以宋儒程朱之学为根本，不过，程朱理学虽为其思想的重心，但曾国藩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的崇拜，事实上，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之思想亦有许多的汲取。众所周知，作为一个时代思潮，宋明儒学实际上分为气学、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。在这三个学术派别当中，曾国藩固然恪守程朱理学为学宗，但他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“指示之语，或失于隘”、或“病于琐”、或“偏于静”的局限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。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讼，他认为，虽然程朱理学得儒学之正传，但陆王心学亦江河不废之流，并不是毫无意义之废话；因此，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，避其异，扬其长，共同推进儒学的发展。进而，曾国藩还转而诉求于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，这也正是他之谓“张子之《正蒙》，醇厚正大，邈焉寡俦”（曾国藩,2003年，书札，第691页）的缘由。正因为如此，曾国藩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最紧张、最激烈的时刻，亲自校阅并组织刊刻了《船山遗书》。基于此，对曾国藩一生治学始终坚持“居敬而不偏于静，格物而不病于琐，力行而不迫于隘”（曾国藩,2003年，文集，第20页）的原则便不难理解了。

以程朱理学为基点和立场诉求于张载和王夫之的气学，只是曾国藩在宋明儒学框架内对气学资源的一种共享；事实上，曾国藩虽承继了程朱理学的传绪，但他的思想已超出了理学乃至宋明儒学的樊篱，表现出明显的调和汉宋、博采众长的倾向。曾国藩虽把理学作为儒学学术的首位，但他的思想并未局限在理学的范阈之内，他对儒学的其他三个学术面向都力持无所偏倚的态度。面对汉宋之争，曾国藩曾言自己虽宗宋儒，但亦不废汉学。他明确表示自己于“汉宋二家构讼之端，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”（曾国藩,2003年，书札，第692页），并提出以“经济之学”、“治世之术”即他所言的“礼治”来“通汉宋两家之结”。（曾国藩,1990年，书信，第1576页）当然，曾国藩“兼综汉、宋”的一贯之道仍是“礼”，即程朱理学，故“其论学兼综汉、宋，以谓先王治世之道，经纬万端，一贯之以礼”。（清史稿·列传一九二）因此，曾国藩曾极力推许清初的经学家秦蕙田，原因之一就在于秦的《五礼通孝》可以通汉宋两家之结，渐息汉宋两派之争。此外，曾国藩在文章方面非常崇拜清文学家姚鼐，他甚至认为自己就承继了姚鼐的文章统绪。之所以如此，原因在于针对乾嘉汉宋之争，姚鼐试图引入汉学家求实、考证的实证学风以弥补理学的空疏和腐弱，曾提出义理、考据、文章三事合一以调和汉宋。姚鼐的这一思想颇得曾国藩的赞同，遂曾国藩认为“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，其言诚有可取”（曾国藩,2001年，第26页）。

二

如前所述，曾国藩在程朱理学的基点上汲取了张载和王夫之的气学思想，因此，在生成论上，曾国藩比程朱等理学家走得更远。依着气学的思路，曾国藩认为，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，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。所以，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，天地万物是“同体”的。不过，曾国藩同时认为，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，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“均耳”，但人与物、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。就人与物相对而言，人得气之全，物却仅得气之偏；故人有知性，而物仅得物性。就人类而言，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，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；故圣人智且恒，而常人却愚且微。他说：“自其初而言之，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，人也，物也，圣人也，常人也，始所得者均耳。人得其全，物得其偏，圣人者，既得其全，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……。”（同上，第29页）通过气生成论的阐述，曾国藩不仅解释了天地万物的“同体性”，而且也解释了天地万物的差别性。

在曾国藩，论证天地万物的“同体性”与差别性有着相同的意图，即通过圣人后天的教化，以恢复常人微略的先天之性。曾国藩认为，因禀气之不同，圣人在后天生活中不会受世俗的牵累，他们能够充分地践履仁义，此即所谓的圣人尽性。而与圣人不同，常人却极易拘泥于后天之琐事，本有的气质常常遭到世俗的污染和遮蔽，以致于先天之性越来越微略。因此，他们在世俗生活中，常常会出现“喜欢不当”和“厌恶不当”的情况。“喜欢不当”是“贼之仁”，“厌恶不当”则是“贼之义”。“贼之仁”与“贼之义”均不合儒学的仁义之道，若任此发展则有背离“天下归仁”这一儒学宗旨的危险。曾国藩说：“贼者日盛，本性日微，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。”（同上）面对常人在后天世俗生活中的坠落以及所导致的危险，圣人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对常人的教化责任；而教化的目的在于恢复常人先天的本性，“学者何？复性而已矣。”（同上）圣人教化常人以复其性便是天下学问（儒学）得以产生的原因，换句话说，儒学（理学）的社会职能便是对常人进行教化以复其本性。可见，圣人与常人的差别性赋予了圣人以教化的天职，而“同体性”则赋予了常人以“复性”的可能性。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，就构成了曾国藩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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